“一老一小”所面临的诸多生存发展问题并非囿于其自身。“一老一小”常共存于一个家庭,老小问题其实是其“家庭的问题”。这更从一个侧面深刻反衬出家庭的“顶梁柱”们——当前社会的劳动适龄群体正普遍面临个人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压力博弈。以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看,“养小”与“养老”实际是一体的。而不少青壮年中坚群体在自身发展的压力之下,却不得不在“养老”和“养小”之间反复权衡取舍。最终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两相比较之下往往更多且优先投资于子女抚养教育,对家中老人的支持显现不足。中青年群体作为家庭的“夹心层”,其所面临和承担的压力正在通过家庭赡养和抚育的功能链条而传导到“一老一小”身上,并形成回流。不仅如此,在沉重的发展压力下,中国青年一代婚育观念及模式正在迅速变迁。85后乃至90后已普遍出现婚育意愿下降、生育时间推迟的现象。这些现象的累积将不断凸显“一老一小”问题,“一老一小”的变化正在成为全人口全生命周期问题的一个重要缩影。
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快速的人口转变同步,并深度内嵌于社会转型进程之中。其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简化,并由此对传统家庭养老和抚育功能形成冲击。与此同时,不断加剧的人口迁移流动导致了海量家庭的成员之间形成地域分割。家庭成员在空间上的隔离使得代际之间可利用的资源正在减少,相互之间的支持受到限制。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剧烈的人口迁移流动,这些因素正不断重塑我们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其风险与机遇并存。家家都有老小,而“一老一小”对家庭的依存度亦相对中青年成员而较强,其受到家庭变动和功能转型的冲击自然更趋显著,对此应当格外重视。
当代家庭政策及相关社会服务的系统性缺位是“一老一小”问题形成的深层机理之一。尽管我国当代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保障福利和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卓有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的援助模式,且局部呈现出“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并存的博弈特征。而现有社会政策体系仍主要以个体而非家庭作为施策对象,且多以就业为政策门槛,不仅缺乏对家庭整体的系统考量,也很难为未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家庭成员(主要是“一老一小”)提供相对全面的社会保护,将可能在越来越多的情境中导致政策瞄偏。事实上,养老和育幼是非常消耗家庭资源的长期事务,应通过家庭政策承认大量家庭为此投入的成本。当代家庭变迁无疑导致家庭脆弱性增强,但中国绵延千载的传统家庭文化伦理也有着极强的韧性。因而,我们需要在强化家庭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家庭政策的普适性和可及性,并通过家庭政策更为有效识别并有机整合个体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帮助个体实现个人发展和家庭责任的平衡,以真正发挥家庭对于各个年龄成员的保护作用。